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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人娛樂時時彩靠譜嗎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億人娛樂時時彩靠譜嗎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澳門視頻永久網址大全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億人娛樂時時彩靠譜嗎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億人娛樂時時彩靠譜嗎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億人娛樂時時彩靠譜嗎原標題:中國嬰兒死亡率曾達200‰!一位女學霸如何扭轉了這一切?來源:瞭望智庫“千分號”是國際上通用的一種表示嬰兒死亡率的表述方式。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寶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在60‰左右,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歐洲國家僅為40‰左右,印度、埃及等國的數據也遠低于中國。當時,關于華北地區兒童死亡原因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各類死亡原因中,因感染傳染病而死亡的嬰兒占比高達40.6%,因腹瀉及其他營養失調疾病死亡的嬰兒也占比近20%。新中國成立后,婦幼健康事業面貌煥然一新。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此后,全國大力開展衛生教育宣傳和婦幼保健工作,小兒死亡率逐年降低。到1957年,北京市城區的嬰兒死亡率已下降至33.2‰。2019年5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嬰兒死亡率降至6.1‰。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背后,是我國醫務工作者的巨大付出,這其中,有一位醫生的貢獻格外突出。她就是后來的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兒童血液腫瘤學開創者、“兒科泰斗”胡亞美。1小兒貧血很可怕1949年3月,一名15歲的男孩住進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前身)。15歲本該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年齡,但這個男孩皮膚蒼白如蠟、體型矮小、瘦骨嶙峋,看起來最多只有10歲。不僅如此,他還常年全身無力、喘不過氣,入院時已經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起居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位患兒的情況并不鮮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動蕩,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尚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吃得不好,衛生條件差,患有貧血的人不計其數,正處于成長期的兒童的健康狀況則更為糟糕。血液是維持我們人體各個器官、組織正常運作的重要角色。通過血液循環,人體各個組織得以獲得水分、氧和各種營養物質,排出二氧化碳等代謝物,保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這一過程對于維持人體組織發育、調節器官活動和免疫防御疾病十分關鍵。貧血則會導致兒童免疫力下降,食欲受到影響,還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各類病菌、傳染病的侵害。長期貧血或貧血過重會影響心肌功能,導致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我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先生在整理病例材料時就發現:我國的小兒貧血不僅發病率極高,還是白喉、猩紅熱等高死亡率傳染病的誘因。(圖為因營養不良而貧血的患兒)雖然影響如此嚴重,但一開始,小兒貧血并沒有被重視。囿于當時的醫療技術,醫生們只能以紅細胞的數目、血紅蛋白含量等為依據,簡單地劃分患者的貧血類型。這導致了對貧血病因的模糊區分,患者的病情雖暫時緩解,但始終難以治本。加之基于新中國的經濟狀況,面色蒼白、瘦弱無力等貧血癥狀在兒童身上也十分常見,以至于人們大都不把小兒貧血當成疾病來看待,直到威脅到兒童的生命健康時,才會被粗略地歸為其他并發癥。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科醫務者們對于小兒貧血的輕視。在當時,輕度和中度貧血都不被認為是貧血,甚至不被納入兒科的診斷和治療范圍之內。很多貧血患兒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血液檢查和診斷,也有些血象正常的兒童因醫生的錯誤診斷而接受了貧血治療,導致精神、時間和金錢上的多重傷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胡亞美站了出來。2富家學霸深鉆研胡亞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富商家庭,從小體弱多病的她常常會去醫院看病,在那里她接觸到許多工作專業干練、穿著整齊干凈、能解除病人病痛的醫生和護士,醫生職業的神圣感便悄悄扎根于心中。在隨后的學習中,她閱讀到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認識到社會的貧富懸殊、困苦與不公。這些激起了她對于社會弱者的關心。中學畢業后,胡亞美進入燕京大學特別生物系學習醫學,后又轉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圖為青年時期的胡亞美)胡亞美在北大醫學院學習期間,北京兒童醫院的三位創始人——諸福棠、吳瑞萍和鄧金鍌被聘為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課上,胡亞美這位學習認真、成績優異的學生給三位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亞美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當時的北京兒童醫院每周都會組織一次讀書報告會和病例討論會,為年輕醫師提供一個提升技藝的機會。在豐富的臨床實踐中,胡亞美的基本功日漸扎實,醫學理論、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工作不久后她便發現,小兒營養性貧血并伴有呼吸系統感染在就診患兒中極為常見,這兩種疾患相互疊加,嚴重威脅著孩子們的生命。眼前急需治療的貧血患兒使其痛心,背后中國兒童的整體健康狀況更令其疾首。這位年輕的醫生滿懷一腔熱血,投入我國小兒貧血的臨床治療和病理研究中。她首先做的就是確定小兒貧血正確的診斷步驟,讓人們從技術上、認知上真正意識到小兒貧血的危害、重視小兒貧血的診斷和治療。長期以來,傳統的“補血”方法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各類貧血病癥上,治療效果卻十分有限。曾有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因發熱和咳嗽入住北京兒童醫院,被初步診斷為營養性貧血。通過病史詢問,胡亞美發現她曾在其他醫院接受過輸血和補鐵治療,但病情并沒有好轉,也就是說,這位患兒的貧血可能并不僅僅是缺鐵導致的。隨后,胡亞美對這位患兒進行了骨髓檢查、調節喂養和呼吸道感染治療,并且純手工記錄、繪制了患兒在治療過程中的血象變化情況。在經過多重驗證后,終于確定她的貧血與缺乏蛋白質有關。我們通常所說的缺鐵性貧血,其實是因缺乏構造血紅蛋白的必需物質所導致的小細胞性貧血,但這僅僅只是營養性貧血中的一種情況,因缺乏蛋白質等細胞發育的必需物質所致的大細胞性貧血也是十分常見的營養性貧血。若是不區分病理、一味地輸血或補鐵治療,效果自然不佳。發現這一判斷病理的關鍵點后,胡亞美細化了各類貧血的臨床特點,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營養不良性貧血的治療方案,并總結出患者在接受治療后的血象恢復規律。這極大地緩解了過去“輕度貧血不去治、重度貧血治不好”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根據病因、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胡亞美還總結并推廣了小兒貧血的預防方案,從而為根治貧血提供了可能。以缺鐵性貧血為例。在觀察大量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小兒體內缺鐵的幾大類原因:*先天不足:多胎、早產以及母親妊娠期內有貧血;*飲食不當(主要原因):由于牛奶及人乳中鐵的含量較少,若未加輔食,鐵的攝入就會不足,再加上兒童生長發育迅速,很容易出現貧血;*急慢性感染:此時小兒食欲低下,胃腸道吸收不好,骨髓機能減低,也可致成貧血;*長期慢性失血:如消化道畸形、潰瘍等;她的發現為我國小兒缺鐵性貧血的預防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家、社會、醫務工作者乃至個人都開始重視婦幼健康情況,產前檢查逐漸推廣。在教育宣傳下,更多的嬰兒得到了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等基本的衛生常識得到了有效推廣。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15歲的男孩,也在胡亞美的治療下痊愈。從診斷,到治療,再到預防,胡亞美在醫治小兒貧血的道路上盡心盡力,最終成效顯著。3十六個字治腹瀉不過,隨后而來的一場流行病將她的從醫之路導向了另一個方向。1961年3月,北京流行起一場中毒性消化不良疾病,患兒中近一半還同時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癥狀。此次流行病的病因是一種新型的致病性大腸桿菌,它對于新霉素的抗藥性很強。由于腹瀉延續時間較久,加之腸道感染,患兒們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普遍出現了低滲性脫水癥狀。輕者頭暈疲乏、手足麻木,并伴有惡心嘔吐,血壓不穩;重者則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休克。當時,患兒即使接受了傳統輸液治療,腹瀉的癥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甚至出現因輸液過多或者輸液過快致使患兒心臟衰竭、死亡的情況。胡亞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認為,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輸液治療方案。當年6月,胡亞美與時任北京兒童醫院的副院長鄧金鍌一起組建研究小組,開始小兒腹瀉治療方案的研究工作。(胡亞美和小患者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要找到合適的輸液方法,首先要科學、準確地判斷患兒的病情。那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病情,病重程度又用什么標準區分呢?胡亞美和研究組找到了一項合適的標準——患兒脫水的程度。為了判斷患兒的脫水情況,胡亞美先檢查患兒的皮膚彈力,再進一步觀察患兒的四肢、尿量、面色和精神狀態,一步步估計出脫水的程度。這一過程聽起來簡單,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以測量患兒的尿量為例。因為患兒年齡大多很小,無法直接將尿液排到測量容器中,為了準確地測量體重、計算尿量,研究組必須要借助尿布:先計算尿布的重量,等患兒尿到尿布上后再給尿布稱重,進而計算出準確的尿量。整個研究過程要求精細又十分繁雜,研究組成員常常為此犧牲睡眠時間。在綜合了大量臨床病例的基礎上,胡亞美總結出了患兒輕度、中度和重度脫水時的臨床表現,這為進一步細化輸液療法提供了依據。判斷出病情的輕重緩急,如何確定合適的輸液方法?補液成分又如何配制?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過去在給脫水患兒輸液時,通常是按照正常體重標準來計算補液量。但腹瀉患兒除了脫水外還會消耗組織,其體重大多是低于正常標準的。若按標準體重計算,患兒補液量過多,極易引發心力衰竭。所以,脫水患兒補液量應按實測體重加估計脫水量來計算。為了控制速度,胡亞美根據輸液量補算出每分鐘輸入的滴數。可每個點滴瓶的口徑不同,水滴大小也不一致。她就在輸液前測算點滴瓶1毫升有多少滴,再計算出每分鐘的滴數,并在輸液過程中按時觀察和調整,防止因輸液過快或過慢而影響患兒生命安全。在配制藥劑上,也分多種情況。當患兒的腹瀉情況不嚴重時,應盡快補足血容量,先補充生理鹽水,再補充葡萄糖與生理鹽水的混合液。而當小兒腹瀉嚴重時,體內會流失大量的鉀,傳統補液療法常在輸液剛開始時就補充含鉀液。可若患兒還沒有排尿,鉀離子其實依舊留在體內,在此時補鉀,就會引發高血鉀癥,導致患兒心臟傳導阻滯甚至死亡。所以,補鉀必須要等排尿以后。通過這些研究,胡亞美總結出脫水患兒補液療法“十六字方針”——先快后慢,先濃后淡,先鹽后糖和見尿補鉀。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細致的測量推算,胡亞美研究小組的這套新型補液方案成效顯著,研究所選的56例患兒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無一例死亡。(圖為胡亞美與小患者在一起 圖源:北京兒童醫院)后來,這套關于補液的理論和各種脫水性質的補液方案被推廣開來,指導了當時小兒中毒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使病死率下降到1%。以此為基礎,1987年原衛生部出臺《小兒四病防治方案之嬰幼兒腹瀉防治方案》,這一方案對現今我國兒科消化疾病的防治工作影響深遠。4小兒血癌難治愈時間來到1977年,北京市組織了一次兒童死亡率及死因調查。結果顯示,城區1-4歲兒童疾病死亡病因中,惡性腫瘤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肺炎;5-9歲年齡段,惡性腫瘤排位第一;10歲以上年齡段的主要死因也是惡性腫瘤。而在死亡率極高的小兒惡性腫瘤中,小兒白血病(即血癌)占到了1/3。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白血病成為威脅我國兒童生命健康的又一大“殺手”,其中又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ALL)為主,占比可達70%。ALL的病情發展迅速,病程相對較短,患兒若不能及時接受治療,就會在貧血發熱、頭暈嘔吐、全身出血、骨骼疼痛甚至失明的折磨中走向死亡。這個過程通常只需要3個月左右,更有甚者在確診數天后就直接死去。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當時極為有限的治療手段。早在20世紀初,國際上就有使用化學療法治療白血病的案例。所謂“化學療法”,就是讓血液帶著藥物,經血液循環流通全身,殺死惡性細胞。這些藥物通常是帶毒性的,在殺死體內惡性細胞的同時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治療后復發率極高。不過在70年代的中國,不用說復發,連成功醫治白血病的病例報告都沒有。有的只是一些醫院針對病因、癥狀、用藥等,總結的白血病臨床經驗,并沒有深入研究治療方法。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兒童患白血病即意味著死亡。胡亞美曾接到一個身患白血病的9歲農村女孩的信,信里寫到:“胡奶奶,救救我吧,我才9歲,我不想死,我還要養我的爸爸媽媽啊!”不幸的是,這個小女孩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治療難度大、周期長、病死率高、研究工作量大、成本高、風險高……這些困難沒能阻止胡亞美向小兒白血病“宣戰”的步伐。胡亞美與北京兒童醫院血液專業組的同事們一起,借鑒極少的國外資料,利用僅有的幾種抗癌藥物,開始了小兒白血病攻關。首先是技術難關。起初,胡亞美帶領研究小組借鑒國外的化學療法治療小兒白血病,患兒的病情雖很快緩解但復發率極高,復發后病情更難控制。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兒童的身體狀況與外國兒童不同,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治療對患兒的智力和成長發育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擺在研究小組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方面要延長患兒的緩解期、減少復發率,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用藥劑量、減輕化療的副作用。根據有限的病例資料,胡亞美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首創了白血病患兒化療跟蹤圖標,按照患兒的病情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劑量。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工具的年代,胡亞美帶領著研究小組的成員們晝夜守在血檢室里,純手工記錄、繪制患兒的化驗指標變化。無論是白細胞的數量變化,還是患兒的用藥劑量和智力變化,他們都一一記錄在案。(圖為胡亞美‘右三’在查房)經過無數次的臨床研究和病例分析,她們終于制定出了多藥聯合、大劑量誘導的治療方案。1982年,北京兒童醫院白血病臨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血液專業組當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完全緩解率為95.5%,三年存活率已達到55.8%,復發率也明顯降低。除了技術難關,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面臨著社會難題。當時,國內對白血病的了解有限,很少有人相信白血病能夠被徹底醫治。胡亞美她們在治療過程中經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兒家長,他們有的擅自中斷治療、有的輕信偏方,最終耽誤了孩子的病情。因經濟問題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兒也不在少數。當時,治愈一個白血病兒童平均需要10-20萬元,而這并不在我國“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的報銷范圍內,普通家庭基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治療費用。而且,社會對于痊愈的白血病患兒抱有歧視,那些孩子戰勝了病魔,卻被婚姻、家庭和工作單位擋在了門外。胡亞美也注意到了這些。從1979年起,她定期組織白血病兒童聯歡會,讓已經痊愈和正在治療中的孩子一起交流,消減白血病患兒的社會孤立感。80年代中期,胡亞美研究小組又率先在國內開展了白血病MIC分型診斷(將形態學、免疫學檢查和細胞遺傳學結合來分析細胞類型的分型方法)。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明確區分細胞性與髓性白血病,并進一步鑒定各類亞型,彌補了傳統形態學分型的不足。此外,通過對大劑量化療后免疫重建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胡亞美的研究小組還發現了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HLA抗原,即白細胞抗原有關。這一發現為徹底戰勝白血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作為兒童白血病專項基金籌備委員會主席,胡亞美倡議盡快解決兒童疑難重癥的醫療保險問題,并把獲得的15000元“諸福棠獎”獎金捐給白血病基金會。進入90年代,隨著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各種前沿學科的進步,國際上有關兒童白血病的研究日新月異。為了加強國際合作,古稀之年的胡亞美還先后兩次主持了小兒血液腫瘤國際研討會。1992年,我國小兒白血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白血病患兒五年存活率達74%,躋身世界先進水平。(圖為胡亞美在國外醫院參觀學習 圖源:中國科學報)雖然我國小兒白血病治療水平不斷提高,但國內不同地區間治療水平和醫療條件差距極大。為了平衡我國小兒白血治療的地區差異,晚年的胡亞美始終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5大醫精神永存續70余年如一日的鉆研、探索與奉獻,為胡亞美帶來了諸多榮譽——“兒科泰斗”、“白血病兒童的福音”、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但她并不被這些光環所累。她總是騎著自己的“11號”自行車,去醫院上班,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去看護住院的老伴兒。出國開會,她常和自己的學生共用一個房間,洗完澡后,總是把洗手臺和地板打掃干凈之后,才叫學生進去使用。胡亞美的學生、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主任鄭胡鏞至今仍記得與胡亞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她剛剛碩士畢業,“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拿”直接敲開了當時已經是院領導的胡亞美的辦公室。但胡亞美絲毫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架子,不僅親切地接待了鄭胡鏞,還領著她去人事處辦手續。胡亞美的脾氣也很好,二十多年相處,鄭胡鏞很少見她生氣,只有一次例外。當時,一位曾患白血病、后來康復并從醫的孩子找到胡亞美,原來是她應聘的單位知道了她的病史,堅持要她額外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胡亞美為孩子感到不平,說了句:“都是學醫的,還不知道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嗎?!”胡亞美還曾用自己的稿費為家境困難的學生買電腦,將自己女兒的房間給學生住。她的辦公室抽屜里總是放著一些現金,以備患兒家長急用。胡亞美的家人說,家里的電話就是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常有來自國內外的家長打電話咨詢。不論吃飯時間還是休息時間,胡亞美總是會耐心地回復他們的問題。胡亞美還有一雙特殊的手腕,這是因為從醫多年,O型血的她就像一個“移動的血庫”。當麻疹患兒急需抗體時,當患兒家長沒錢買血時,她總會挽起袖子獻血。因為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她手腕上淺的血管甚至都閉鎖了。(圖為胡亞美手跡 圖源:段淵|亞美兒童健康)2019年10月3日,96歲的胡亞美永遠離開了我們。胡亞美的一生,也見證了中國兒科事業的發展。1947年,剛剛畢業的她來到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時,醫院還在東堂子胡同13號的小樓里,只有6張病床。1955年,她任內科副主任時,醫院已經搬了新家,一期面積近4萬平方米,每天接待門診2000人,病床也從6張變成了600床,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醫院。如今,北京兒童醫院已發展成為設備先進、設施完善、技術力量雄厚,科室齊全的醫療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優秀兒科人才。胡亞美參與編寫的《實用兒科學》,自1943年至今已再版8次,成為我國兒科保健、醫療、教學、科研中的不可多得的著述。從50、60年代注重小兒傳染病的防治,到80年代擴充小兒腫瘤與意外損傷等內容,再到2005年第七版中增加了“兒童和青少年期常見的心理障礙”一章,這本書的一次次更新再版,也記錄了我國兒科事業的發展歷程。(圖為胡亞美與老師諸福棠商討修改《實用兒科學》)在《實用兒科學》第八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一代又一代兒科醫師用畢生的精力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并毫無保留地予以傳承。在他們心中,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胡亞美離開了,但她一直牽掛的全國性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即將實現。9月底在杭州召開的第29屆全國兒童醫院院長書記會上,國家兒童腫瘤監測中心獲批成立,并公布了首批全國兒童血液病定點醫院和惡性腫瘤診療協作組名單。胡亞美用自己的一生,愛護著中國的兒童們。2019年10月7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東禮堂前,聚集了眾多前來送別胡亞美的人。在他們之中,有多年來與胡亞美一同對抗病魔的同事和學生,有在胡亞美的醫治下重獲新生的患兒,也有與胡亞美朝夕相處的看護。他們不會忘記比起“胡院長”更喜歡被叫做“胡大夫”的老師,他們不會忘記,每次聽診前都會用手把聽診器捂熱、每次問診后都會起身把自己和家長送出診室門口的胡奶奶。斯人已逝,精神難忘,正如當天的一副挽聯所寫,“杏林回眸大醫精神永存,一生摯愛奉獻兒科醫業”。參考材料:[1]秦振庭,黃德珉,胡亞美《小兒貧血》|《中華兒科雜志》,1953年第4期;[2]胡亞美,楊士元,隋采芹,江可明《營養性小細胞性貧血的臨床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59年第10期;[3]諸福棠,鄧金鍌,胡亞美 主編《實用兒科學》(上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12月第2版;[4]胡亞美,江可明,余從云,何銳昌《營養不良合并中毒性消化不良時液體療法的初步研究》|《中華兒科雜志》1962年第5-6期;[5]胡亞美:《如何估計脫水的程度?》|《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6]胡亞美:《在靜脈輸液有困難時,是否可以應用胃管輸液?應注意哪些問題?》|《中級醫刊》1964年第1期;[7]胡亞美,楊士元,諸美瞻,隋采芹,李學勤,劉世穎《110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治療結果》|《中華兒科雜志》1982年第1-4期;[7]段淵,胡亞美,崔建濤,趙敏,呂有勇《HLA抗原與兒童急性白血病的相關性研究》|《中華血液學雜志》2000年第2期;[9]諸福棠等 編《實用兒科學》|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教育處出版科,1950年版;[10]胡亞美,江載芳 主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 第7版》(上、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版[11]北京電視臺海外節目中心《世紀之約》欄目組 編:《世紀之約 科學人生》[12]《平民院士,愛心大使——兒科醫學家胡亞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頁;[13]侯曉菊,劉永《胡亞美:刺向血癌的利劍》|中國科學報,2016年4月25日;[14]“兒科泰斗——胡亞美”|上海六一兒童醫院,2017年7月24日;[15]戴軒 《院士胡亞美:叩開中國兒童白血病治療的大門》|新京報網,2019年10.16;[16]段淵《辛勤耕耘五十載 德藝雙馨一生中——胡亞美院士從醫50周年紀念》|亞美兒童健康,2018年3月30日;[17]老物件的故事:《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傳承醫者仁心,央視新聞客戶端,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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